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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明宗亲后裔在黔北、渝南繁衍
发布:adm  2016-10-11 11:57:04  浏览:
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后,采取屯军、移民、谪居、改流等战略措施,大举开发西南边疆,对贵州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。在明代近三百年间,由内地进入贵州数达百万之众的各色人等中,即有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──我入黔始祖守仁公。

阳明宗亲后裔在黔北、渝南繁衍

——从一侧面反映了华胄发展轨迹

三世孙承绪希古氏敬撰

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后, 采取屯军、移民、谪居、改流等战略措施, 大举开发西南边疆, 对贵州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。在明代近三百年间, 由内地进入贵州数达百万之众的各色人等中, 即有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──我入黔始祖守仁公。

守仁公(14721528,号阳明, 字伯安, 浙江余姚人。武宗正德元年(1506)任南京兵部职务主事时, 因反权宦刘谨乱政, 受杖入狱, 谪为贵州龙场(今修文县治)驿丞, 跋涉年余, 始抵任所, 栖身(初居玩易窝)、后迁龙岗山东洞(后名阳明洞)。正德四年内调庐陵知县, 未几刘谨伏诛后, 相继擢任南京刑部主事等职。嗣因镇压农民起义、平定“宸濠之乱”有功, 爵封新建伯,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,卒谥“文成公” 。他致力从政之余,还潜心治学,在学术思想上继成和发展陆九渊“心学” ,集宋、元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之大成,提出“知行合一” “致良知” ,用以对抗程朱学派倡导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。门人将其核心立论概括为“王门四句教”(见《传习录》下),并把他毕生著作辑为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三十八卷, 传世迄今。阳明学说在明末清初风靡一时, 曾传至日本, 成为明治维新时代一个重要学派。王学中反传统的“非圣观”, 为晚清改良派康有为、谭嗣同等提供了思想武器。民国中期, 蒋介石也抄袭阳明学说, 鼓吹“力行哲学”。守仁公谪居贵州三年时期, 在其住地创办龙岗书院, 继又受聘担任贵阳文明书院主讲, 热心教育, 频繁讲学, 在士大夫阶层中播下理学种子, 培养出一批饱学之士。如明代贵州知名学者孙应鳌、李渭等, 皆其门生。因此, 他对贵州的文化启蒙和智力开发曾经作过卓越贡献,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、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 深受历朝封建官吏、社会名流所推崇。如以立祠享祀、遗址冠名等方式彪炳千秋, 贵州即有数处遗存。现在修文龙岗山“王文成公祠”大门石柱上镌刻的对联:“三载栖迟, 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, 文经武纬是全才 确切写照了守仁公的心性和建树。

守仁公受陷西谪一案,是否株连家族? 当时是孑然一身赴任呢,还是合府迁移? 如若全家随行,迨他调离贵州之际,相伴亲属是否偕返原籍? 或有部分宗支淹留未走? 均不曾详见有关史志记载。

现据新近发现的我巴綦王氏家族于清朝同治年间和民国初年所修《王氏族谱》引言记载, 可资考证阳明宗亲逸事。盖王氏系出西周姬姓, 籍贯太原。自周灵王太子晋逊位景王, 住迹缑山, 别姓为王。故王姓又称 “太原氏”。到西汉年间,元东公迁琅琊临沂 ( 今属山东);延嗣东晋著名书法家羲之公, 在会稽内史任内辞官而就地定居会稽山阴(今浙江绍兴), 嫡传北宋初年佑(佑)公, 历仕太祖、太宗两朝,据传“天下皆望为相, 卒以直道不容于时,愤世之余, 仿古植槐于庭, 声言子孙必当位列三公。次子旦公, 果于真宗景德三年拜相。这在《宋史·王旦传》中, 也有此说。后世因以“三槐堂”为我王姓代称。这支宗脉衍及南宋寿公,迁居余姚;继而胤续蕃息十余代,直至明朝景泰年间出世承祧的华公,即阳明之父。

华公, 字德辉, 号海山, 成化十七年状元及第, 历官礼部右侍郎、南京吏部尚书,膝下有守仁、守让、守俭、守文、守章、守恭、守身、守良八子。守仁受陷后, 华公被迫挂冠归田, 率五子偕同守仁公入黔。(据三槐王总谱,查证守让公与守仁公为共曾祖族弟当时的龙场, 是个荒凉驿站,“幽崖之狐成群, 阴壑之虺如车轮”(《瘗旅文》)。初来乍到, 人地生疏, 与土著居民语言不通, 且是戴罪贬谪之人, 备受同僚歧视, 故而住房难找、口粮短缺, 只得在驿站南隅一个山洞里搭间草房栖身, 自家开荒种植粮食蔬菜。这在阳明诗文中有所反映,如:草庵不及肩,旅倦体方适,开棘饲成篱,土阶漫无极。这在(《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》)“谪居屡在陈, 从者有愠见。山荒扰可田, 钱镈还易办。夷俗多火耕, 傲效亦颇便。……”(《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》)另一七律《元夕》, 还咏及在龙场过节的 境况和心态:故园今夕是元宵, 独向蛮村坐寂寥赖有遗经堪作伴, 喜无车马过相邀春还草阁梅先动, 月满虚庭雪未消。堂上花灯诸弟集, 重闱应念一身遥”。为作长期流寓打算, 改善一家生计, 不久, 华公率领四子北上另觅安居之所, 终在当时川属遵义军民府桐梓县挖坎沟卜宅托脚。守仁公则迁往东郊龙岗山麓东洞, 改其名曰“阳明小洞天”  两年后, 守仁公奉调离黔, 一家本可随行, 而华公顾虑年老体衰, 不堪长途跋涉劳顿,加之成家立业不易, 且己随乡入乡,“喜其岗峦稍拔,不欲回籍,遂和已有妻小的几个儿子留居下来。延及明末清初, 我王氏后裔瓜瓞绵绵,已在“仁怀、绥(阳)桐(梓)等邑载籍而居者, 不下千余家 。其中守仁公的二弟守让公一房, 四传玄孙藩臣公, 复于清初“携二子运洪、运泰自黔迁蜀, 插业于卫家坪”(巴县石龙场),“披荆斩棘, 夜读朝耕 。运洪、运泰二公棣萼相辉,兰桂竞馥, 嗣分巴綦两大房族, 各立宗祠, 繁衍迄今三百余年间, 已传宗接代十余世。 

我国王氏族源, 滥觞于三代前氏族大姓衍生的别姓。据称:除由西周姬姓王室分化出来的太原王氏一脉外, 还有殷比干、齐田氏、魏无忌等之后亦改姓王氏。其中惟太原王族蕃滋最着, 比及此族宗支东迁鲁南、南徙浙东, 再而西进湖广、流寓西南, 清代甚至远涉南洋, 侨居东南亚一带。从一侧面反映了华夏古族姓氏源流及其伴随文化生态的演变, 经历民族同化、融合过程, 不断繁衍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主体民族的迁徙、发展轨迹。

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指出:“家有谱, 州县有志, 国有史, 其义一也”。(《文史 通义·外编》)我国自 “谱起周代”(《史记索隐》)几千年来, 无论皇帝玉牒或民间谱牒, 都绵续积累并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珍贵史料, 是一项亟待抢救和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。我们要综合研究历史, 洞察历史原貌, 按历史唯物主义办事, 离不开谱牒资料。我国古代学者对谱牒的史料价值就十分重视。如司马迁修着《史记》 , 曾经“读春秋历谱谍(牒)” ;司马光撰写《资治通鉴》, 在他查阅的大量资料中即包括 “百家谱录”。谱牒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, 因其“始于事亲, 终于事君”的功用而备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, 但它毕竞实录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文状况, 只需黜伪存真、去芜 取菁, 可作察情、施政、资鉴、治学之用。我们党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,1941 年《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也提出 “收集县志、府志、省志、家谱, 加以研究”。我们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“特色”就是国情的体现, 不能割断历史。          

由此可见,《巴綦王氏族谱》的重新问世,不仅对我国文、史、哲学术界研究王阳明家世、生平,考证我国主体民族发展史、明代贵州开发史,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;而且, 对当前尚待开拓和倡导的冷门——与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伦理学、人口学、遗传学、地名学、民俗学和方志学等学科交叉的一门传统学科——中国谱牒学的研究活动是一有益贡献。可以预期, 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,将为政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,对一直影响着我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宗族问题所作的施政决策提供“前有所稽,后有所鉴 的科学依据;同时,也是联系海外侨胞、增进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媒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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